何应钦有什么主要战功？他的地位很高哇，介绍介绍。
何应钦(1890年-1987年)，字敬之，贵州信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01年入读贵州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中学。1908年到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入读陆军士官学校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6年回中国。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潮梅警备司令，由广东潮梅平定福建；后任东路总指挥入浙。1927年宁汉分裂时在龙潭大败孙传芳，之后调任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29年，任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此后多次任军委会行营主任，担任"剿匪"前线指挥。何应钦被认为是国民党中亲日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负责签署塘沽?e定及何梅?e定。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抗战爆发后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等职。1944年11月后，历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9年于李宗仁行代总统时任行政院长。1949年赴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去世。1982年出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首任会长。 　纵观何氏一生，其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09年何应钦等20人被选送日军振武学校学习，初次接触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何又回日本继续学习，从步兵五十九联队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直至毕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虽曾表示“尽保国卫民之天职”，却追随蒋介石“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一·二八事变”时，何曾面示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趁此收手，避免再以决战为主”；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之时，何衔蒋之命接替张学良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谋求“一暂时缓兵之处置”，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招致舆论谴责之时，乃谓“此次停战协定，日方表示已系十分让步，而我方报纸之宣传，对日本仍多加以侮辱”，言语间大为不满；1935年7月，何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淞沪会战后，面对兵临南京城下的日军，何曾与宋希濂哀叹日本“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织，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何为蒋加强同日本的联系频繁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并兼任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职务。 　　当然，何氏也并非于抗日大计毫无作为，只是凡有举措皆要唯蒋介石马首是瞻。1937年8月，何应钦被蒋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镇守两广(后来失守)。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但由于蒋喜欢越级指挥(张治中说蒋常常隔着“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何不免要为蒋的战略失策大背黑锅。不过何的军事认知也未尝没有问题。以抗战八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淞沪会战为例，何氏认为“双方无限制增兵，我为确保江南腹地，又不能不以精锐部队与敌周旋……此时北正面只有采守势作战，逐次抵抗，与敌持久”，但李宗仁则指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因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白崇禧语)。事后看来，淞沪会战如此之大的牺牲不过是蒋为洗雪“中央军之无能”而“徒凭一时之偾兴”的恶果而已。 　　这样一名参谋总长能够稳坐不倒自然大有原因。何与蒋在振武学校相识，在黄埔军校相熟，在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因救了蒋一命而成莫逆。何给蒋的挽联中有谓“追随逾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家人”，关系非常由此可见。何况，在日本于1945年8月10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何又衔蒋之命“办理全面受降事宜”，这可是蒋介石心中的头等大事。盖因此时百万国民党军队尚在西北和西南，而几乎散布于19个省的共产党军队却与日伪军近在咫尺，按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如此一来岂非广大的敌后战场的日军都要向共产党军队投降，国民党军队的“桃子”实在少得可怜？为此蒋一面要美国帮助运输国民党接收部队，一面要何应钦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联络，以宽大处理为饵诱使后者保证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8月23日，何应钦终于促成了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联手，并大搞分区受降，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同日军移交接防，完成各色接收。作为回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判决本是侵华日军元凶的冈村宁次无罪。 　　1956年何应钦去日本看望冈村宁次，大攀同志，颇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慨，殊不知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