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蒂还有可能复国吗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清代史籍称巴勒提或巴尔替，为Balti之音译。当地居民亦称其所居之地为巴尔蒂域（Baltiyul）。Baltistan系 Baltiyul之波斯语译名，波斯语stan与藏语yul同义，皆为“地方” 之意。有关乌尔都文和波斯文史书亦称该地为Tibet-i-Khord或Tibet-i-Saghir，Khord与Saghir意为“小”，汉译小西藏或小图伯特。 巴尔蒂斯坦现隶属巴基斯坦联邦直辖北部地区。从地图上看，该地处于查谟—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之北，与我新疆毗邻。今巴基斯坦所属巴尔蒂斯坦，行政区划屡有变化，现划分为斯卡杜（Skardu）、甘且（Ganche）两县，县以下共辖斯卡杜、克尔门（Kharman）、希格尔（Shigar）、哈伯罗（Khaplu，《新疆图志》译作“哈普隆”）、玛夏布洛姆（Masherbrum）五区。 巴尔蒂斯坦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里一片崇山峻岭，拥有包括世界笫二高峰乔戈里峰在内的许多海拔七八千米以上的世界著名山峰，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纵横。冰川面积之广，据说仅次于南北两极。整个喀喇昆仑山系的冰川面积，达18009平方公里，长度超过10公里的冰川约有102条。[1] 巴尔蒂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区的冰川面积达6160平方公里。[2] 这里的河流主要是发源于我国西藏狮泉河的印度河，以及希格尔河、希约克河（Shyok）等多条支流。印度河及其支流，形成隆多（Rondu）、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Gultari；旧称Shingo Shigar，汉译欣库希格尔）等6个主要河谷。这些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可以居住与耕作。因此，尽管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人类在这里仍繁衍不息。 旧时，巴尔蒂斯坦地方统治者所控制的疆域或势力范围，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别。现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巴尔蒂斯坦，面积25017平方公里（1949年1月1日第一次印、巴战争停火时，面积为26205平方公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约有388平方公里为印度占去。）各河谷共有229个村庄，有人口223296人(1981年人口普查数)。[3] 但当地人认为该人口普查数偏低，实际人口远不止此数。另外，有人估计有10万余人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和海外谋生。另据吉尔吉特政府研究生院系主任曼祖姆·阿里（Manzoom Ali）教授编绘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自然与人类地理图》图－1，该地面积为26227平方公里，1998年人口为317271人。[4] 巴尔蒂斯坦居民的多数可算是藏族的远裔。巴尔蒂斯坦及其周围地区很早便是古羌人游牧之地，后来这些羌人融入藏、维吾尔等民族之中。巴尔蒂斯坦也在象雄的范围之内。因此，该地很早就是藏族先民游牧和繁衍生息之地，也是藏族形成、发展的地区之一。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吐蕃王国瓦解时，那里尚有大量藏人，但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以及群山阻隔，交通困难，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灾，使他们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会联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断。但他们不畏艰难，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了巴尔蒂人的主体。在漫长的岁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从不同方向来到这里。长期的混居使当地居民混入了达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但这些与本土隔离的藏人依仗人数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始终没有被外来者所同化。相反，外来者却被他们同化了，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许多风俗习惯。就笔者考察所见，当地最热心于研究、宣传巴尔蒂文化传统的朋友，就其血统而言，都不是真正的巴尔蒂人（藏人），但他们将巴尔蒂斯坦视作自己的家乡，热爱这里的土地并为巴尔蒂文化而自豪。 巴尔蒂斯坦91％的居民操巴尔蒂语（Balti），属藏语西部分支。[5] 但藏文早已失传，只有残存于各处的古代藏文岩刻，证明藏文曾在此流传。 巴尔蒂语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王尧先生认为，“西部藏语更接近于书面——古典藏语，或者说西部藏语发展的形态上来说更为原始一些……西部藏语跟安多方言的关系可能更为接近。”[6] 黄布凡先生从来华参加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的S.M.阿巴斯·加兹米先生录得300个巴尔蒂语词，分析后认为，“巴尔蒂话较之于我国任何一个藏语方言都更接近于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语音结构。它的语音保存的古老成分较多，有的语音现象还反映了藏文规范前甚至创制前的某些语音特征”。[7]巴尔蒂语也受到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克什米尔语、希纳语（Shina）、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乌尔都语（Urdu）、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8] 巴尔蒂斯坦伊斯兰化以后，阿拉伯语，尤其是波斯语，对当地语言影响尤大。藏文失传后，波斯文曾长期成为该地官方文字。巴基斯坦独立后，乌尔都语成为国语和初级学校教学用语，其影响正日益增加。 巴尔蒂斯坦雨量稀少，资源贫乏，交通困难，但它地处南亚、西亚 、中亚和中国的西藏与新疆相交之处，许多山口和古道沟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伊斯兰文化、中亚突厥文化和藏文化汇聚和互相影响之地，受到祆教、本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各种古代信仰的影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巴尔蒂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蒂文化，其突出特点，一是藏文化遗存，二是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的影响。 巴尔蒂斯坦的藏文化遗存，除语言外，还存在于地名、民歌、《格萨尔》说唱和各种民俗现象之中。巴尔蒂斯坦至今仍保留着许多藏语地名，但也存在着以伊斯兰名称取代旧地名的现象。该地的民歌，题材广泛，且大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多方面地反映了该地的社会生活。[9] 《格萨尔》的传说更是广泛流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以听《格萨尔》说唱来度过冬季的长夜。巴尔蒂斯坦流传的《格萨尔》，其语言和形态都很古老，值得深入研究。[10] 该地还有很多地方，被认为与格萨尔大神及其妻子有关，甚至认为格萨尔就出生在那里。伊斯兰教传入前，本教、佛教都曾在巴尔蒂斯坦流传。该地至今仍可见到若干佛像和窣堵波的岩刻，甚至还有佛教寺院的遗址。最有名的佛像岩刻在斯卡杜附近的门特尔（Manthal），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独立岩石，岩石有一平整垂直的侧面，显然经人工雕琢而成，上面刻有一组佛像。据杨恩洪女士观察，正中为一等身释迦牟尼坐像，周围刻有20尊较小而形制相同的释迦牟尼坐像，构成一正方形，正方形左右两侧各刻有一尊未来佛立像，从而构成了一个曼陀罗（坛城）。[11] 岩石一角还刻有藏文。笔者曾持此藏文岩刻照片请教王尧先生，王尧先生认为其字体、拼法同我国敦煌藏文写卷一致，保留了公元826—827年间明令废除的古拼写法，岩刻内容为宗教祈祷文，文字可解。[12] 巴尔蒂斯坦还广泛存在着左旋和右旋两种雍仲符号。 “在巴尔蒂斯坦，自古以来就将雍仲（?e）作为吉祥的符号。在佛教时代，人们在一块白布上用麦粒组成雍仲符号，让新郎新娘坐在上面。人们相信这能使他们生活富足、平安、美满。在巴尔蒂斯坦的古代宫室、修道院、清真寺和堡垒里，特别是门和房顶上，雍仲符号至今仍到处可见。”[13] 现在，人们更是将?e符号当作当地文明的标志。S.M.阿巴斯·加兹米先生的名片上，就赫然印着?e符号。当地学生会的传单和旗帜上，也印着?e符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传入后，雍仲符号又成为清真寺和伊斯兰修道院的建筑装饰图案，成为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极好例证。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建筑上是见不到的。除以上所述外，在巴尔蒂斯坦的饮馔、服饰、器具、节日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