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右翼教科书上说:日本想在中国
-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右翼教科书上说: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由此伪满洲国取得了迅速发展,人们得到了提高.
1.日本在中国建立的"满洲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吗?
2.日本侵华期间,伪满洲国取得了迅速发展,人们生活得到了提高.真正情况是否如此?试用所学知识加以说明.
- 日本右翼教科书歪曲史实激起南京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强烈谴责。今天上午，江苏省暨南京市的史学界、界、法学界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座谈会，批驳日本右翼教科书篡改历史。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会上展示了日本右翼团体近年出版的一批歪曲历史的书刊。他说，蓄意篡改历史的日本右翼团体“编写新历史教科书之会”，早在两年前就编写出版了洋洋百万言的《国民的历史》，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全盘否定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由该组织主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借口纠正“民族自虐”，大肆宣扬“皇国史观”等日本右翼的反动论调，企图一笔抹杀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历史惨案，这是深受侵略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孟国祥教授指出，日本一再出现的修改教科书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说，修改教科书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后愈演愈烈，从将“侵略”改为“进入”，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的侵略历史，这是日本朝野上下否定侵略战争的进一步的升级。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说，这次修改教科书事件有几个特点：一是从局部篡改到全盘否定，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的主要论调；二是日本政府公然允许这样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通过，说明日本政府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站到正义的对立面了；三是把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谬论传给下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南京市莫愁花园中学校长李宁贵指出，日本修改的教科书，无视史实，混淆是非，这是剥夺日本青少年对历史的知情权、将下一代引向歧途的犯罪行为。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杨宗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曹必宏等史学专家指出，南京现存的大量民国史资料，记录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尤其是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其中，有国际法庭审判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历史记录，有幸存者的证词证言，有第三国有关人士的日记、电报和新闻报道，以及各种慈善机构掩埋尸体的数据等许多铁证。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72岁的夏淑琴老人说，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当时年仅8岁的她，身上被日军刺了3刀，一家9口人，被日军杀害了7口人。日本少数右翼分子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这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这是徒劳的，因为，历史是无法改变的。
南京大屠杀史学会专家孟国祥教授指出，日本一再出现的修改教科书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说，为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教科书必须记载对外侵略的真实历史。然而，修改教科书问题自５０ 年代开始，至８０年代后愈演愈烈，从将"侵略"改为"进入"，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的侵略历史，这是日本朝野上下否定侵略战争的进一步的升级。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日本右翼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出笼后，不仅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抨击，而且在国内也受到进步团体、知名人士及媒体的严厉谴责。
日本进步团体“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1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抨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强烈呼吁全国中学不要使用这一教科书，以避免误导下一代。该团体代表、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在发言时指出，“编撰会”的教科书把太平洋战争称作“大东亚战争”，不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把那场战争美化为有助于亚洲解放的战争而加以肯定；对吞并韩国、实行殖民统治没有任何反省，无视从军慰安妇的事实，并且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教科书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虽然在审定过程中有多处做了修改，但是其实质内容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教科书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用这种教科书教育下一代，日本将得不到别国信任，在国际上难以存在下去。
日本关西传播文化工会会议13日发表声明说，被政府放行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仍然存在着美化侵略、歪曲史实、宣传“皇国史观” 等严重政治问题。该组织呼吁不要把否定战后和平宪法和招致日本走向孤立的教科书交给孩子。
日本教科书问题思考会日前发表一份呼吁书，抗议日本文部科学省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审定通过了歪曲史实的教科书。呼吁书说，这本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否认了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将太平洋战争标榜为是为了“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这表明日本对殖民统治以及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的那场战争没有真诚的反省和道歉之意。呼吁书最后指出，这本教科书所鼓吹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极其危险的，日本各地应开展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运动。
日本神奈川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信件。信件中表示，最近历史教科书问题引起中国和韩国的强烈谴责，严重影响和破坏了日中、日韩的友好关系。199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对日本过去进行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进行了明确的反省和道歉。村山的讲话一度缓和了东亚各国对日本的感情，但此后，一些政治家不时作出否定村山讲话的发言。此次日本政府又将美化侵略战争、把殖民统治正当化的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等于全面否定了村山的讲话。这不仅破坏了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还将日本进一步孤立起来。
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它将会在日本国内外产生极坏的影响。本泽二郎原是位资深的政治记者，对日本的政治和政界内幕有着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认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是在战后被否定的“皇国史观”，即主张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明治维新”以来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等谬论。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这样的教科书，说明原来仅是一些文人、学者的胡说八道，现在已成为政府认同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性质非常严重的事件。
历史学者荒井信一、滨林正夫等人指出，出现教科书问题文部科学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文部科学省提出的修改意见就是要模糊这一史实。同时，教科书问题还反映出日本社会存在着要复活战前思想的风潮。他们表示今后将为不让日本的中学采用这种教科书而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喊。
日本教育研究家山住正已指出，新编历史教科书把本不应写入的内容写入教科书，这是不能允许的。此书宣称日本帮助了亚洲的独立，实际上是日本把台湾和朝鲜殖民地化，“帮助亚洲独立说”是对亚洲各民族的愚弄。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审定通过教科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与三年前通过“周边事态法”，与目前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以及制定 “紧急状态法”等许多动向一样，是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加深的证据，它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当中的一股逆流。这不符合日本根本的国家利益，将为日本带来最严重的危机。 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也发表社论，谴责右翼团体编撰的历史教科书。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 5月10日下午4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长八木秀次和副会长藤冈信胜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主要内容是介绍4月上旬通过的教科书中，近现代史部分涉及到中国和韩国的内容。然而，这样一场招待会，驻东京的中国和韩国记者都没有收到邀请函。尽管如此，本报记者还是前往现场“见识”了一下究竟，并与藤冈信胜展开了正面交锋。
记者会“躲”记者
不知是因编撰会只想向西方记者进行宣传，还是惧怕中国和韩国记者提出使自己尴尬的问题，虽然本报记者所属的新华社驻东京分社，也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团体会员，但是并未受到邀请，记者是通过私人渠道得知消息的。本报记者到现场后发现，自己是唯一到场的中国记者，而到场的韩国记者也说根本没有收到邀请。
一进门，编撰会人士就散发复印的编撰会教科书，这些复印件装帧都非常精美，显然是“财大气粗”。复印件内容是教科书的英文版本，可见这是给西方人准备的。
会场布置也与通常情况不太一样。会场排了好多列桌子，记者面向而坐，而主席台与记者席并列，也就是说，记者只能侧面对着主席团，想看主席团成员必须要扭过头去，而发言则要走到主席团旁的麦克风旁。
右翼分子满口胡言
招待会一开场，八木秀次就介绍由于海外媒体邀请，为了提高透明度才决定举行记者招待会。八木秀次声称，“战后60年的历史教育把日本说得一团漆黑，为了实事求是地教育儿童，才决定成立这个组织。而且日本的特殊情况在于，教育界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强大，教科书贯穿着阶级斗争思想，统治者都是恶的，人民都是善的，为了以自由主义史观审视历史，为了介绍在世界史中日本的实际状态，才成立了这个组织，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副会长藤冈信胜称，编撰会的教科书是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并非只介绍近现代的战争。日本自古以来就处于欧亚大陆之外，由于地理条件，建立了独特的文化。藤冈吹嘘江户时代日本是多么美好，连西方人都想到日本定居等等。他声称教科书没有美化战争，因为教科书介绍了战争的悲惨，如果是美化战争，就不会有这样的内容了。
从编撰会人士的发言来看，他们贯穿的是反共思想和国粹主义思想，而且极为顽固，根本不愿承认侵略历史，不愿承认日本人干过坏事。而他们的发言得到了台下的右翼分子的应和。
中外记者纷纷批评编撰会
随后的答记者问中，大韩民国青年会的金武贵首先上台提问，指责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藤冈信胜将每周星期三在日本大使馆前抗议的从军慰安妇称为“北朝鲜特工”。藤冈引用了一些所谓的“数据”，宣称说：“南京当时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增加，日本只是杀死了一些战斗部队，是战斗行为，不是屠杀，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从军慰安妇是强制性的。”
藤冈又介绍二战时日本政府符合明治宪法，不是希特勒那样的一党独裁，是有正统性的政权等等。
一位西方记者就此发问：“如果你们的教科书那么好，为什么上一次只卖出了500多本？”言毕，会场爆发出一阵哄笑声。藤冈和八木显然有些尴尬，但八木还振振有辞地说这是由于“日本教育界被马克思主义分子控制了”。从西方记者的提问来看，很明显是批评编撰会的居多，不过他们对日本的加害史实还是知之甚少。
之后编撰会似乎就想匆匆结束，但是记者们表示不满，于是又延长了一点时间。
本报记者专门坐在靠近主席团的位置，于是抓住时机上台发言。记者举出更贴近自己的例子说：“我虽然只有30岁，但是听老人介绍，日本军队干了很多残忍的事情，如强征劳工，将我老家一个村子的男性从小孩到老人都杀光，为了修机场将村民都赶到偏僻的地方，现在孩子们上学还不方便。我在南京也遇到过大屠杀幸存者，据她介绍，周围邻居都被杀死了。但是编撰会的教科书只介绍自己所受的损失，却不介绍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利用这种教科书，怎么能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反省历史，怎么能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呢？”
藤冈的回答含糊其词、强词夺理，他说，无法确认记者所说的事实，但是教科书正文里介绍了给亚洲邻国带来的损失，并没有隐瞒历史等等。
会后交锋继续
招待会结束以后，八木在走廊里碰到记者，冷冷地瞟了记者一眼，似乎怨恨记者提了让他们难堪的问题。
也有一个日本右翼人士来找记者，送给记者一本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他声称“日本是受害者，通州屠杀日本人才是大屠杀，义和团杀外国人才是种族灭绝，日本在中国驻军是根据条约合法的”等等。还说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受反日教育影响等等。而且总之，记者所说的一切他都不承认，认为是虚构的，大有针扎不进，水泼不透的劲头。
但同时，很多西方记者和日韩记者来和本报记者交换名片，他们纷纷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表示赞同。身为招待会主持人的意大利记者也来找我，动员我能够以个人名义加入外国记者俱乐部。中国记者有理有据的说法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认同。
一位日本记者则过来对记者表示歉意：“日本有这些个人(指右翼分子)，真是不好意思！”一位日本企业的经理也跑过来和记者套近乎，希望以后保持交往。应该说，右翼的观点在日本并没有太多市场，捧他们场的人并不多。(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