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官场腐败的具体表现
- 清代官场上流行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与作为仆人的“三爷”不同，指的是官亲。意思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这条谚语，是根据大量有关官员任用亲属(即“官亲”)办理公务的弊端总结出来的，因而反映出清代官场中任用官亲是普遍的现象。在清代文献中，也常可看到官亲活跃于官场的记载。
所谓官亲，当然不只是“三爷”，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都属于官亲的范围。清人外出做官，往往有亲属随任或前来投靠，其中有不少人被委以职务，如司征比(征用人力和考校服役成绩)、掌笔墨案牍、管仓库等，其中作为至亲的“三爷”最易受到委任。这些离家随官或投靠的官亲，多是家中无恒产恒业和羡慕官势的人，多不善理事。他们来到官府中，大多是想借当了官的亲属的官威谋求私利，因而多心术不端，任性妄为。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指挥官幕吏役等衙中各类人员。《牧令须知》说，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差不多，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官场现形记》曾写到某寺庙中的客位按官场中人的地位分为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以及阔商家、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是候补州县、佐贰各官及随常买卖人等。这里的官亲是督抚衙门中的，故地位列为第一等，在第一等中又与幕友并称。书里写到一个叫戴世昌的游击也被列为第一等，因为他是总督的干女婿，是官亲。
由于官亲与官员有特殊关系，所以能在官场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起的作用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不好的，主要表现为作弊乱政。汪龙庄在《学治臆说》里说到“三爷”为政之弊：“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yù)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亲“通贿赂，变是非”：巴县有甲乙二货店掌柜，甲欠乙银千两，立有欠约，后甲归还了银子，但未将欠约取回。甲乙二掌柜死后，乙子昧心执欠约再次索偿，遂涉讼。有官亲向与乙友好，乙子持约往诉，对官亲说，如能帮我收回银子，给你一半。官亲羡其贿，就暗告县令，说乙子有约可凭，甲子应还钱，否则当严究。于是县令当堂断甲子还银。汪龙庄还说到许多官员因亲属作弊乱政而受累遭到惩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县令黄汝亮重征(加倍收税)案，一是乾隆五十一年平阳县令黄梅苛敛案，皆因儿子从中作弊，招致父子一同被处死。汪龙庄认为，“三爷”中以少爷为害最大，也最难对付，所以他在三十年游幕生涯中，凡遇署中有少爷主事，断不受聘。张集馨曾说到官亲倚仗官势，招摇撞骗，勾结胥吏、差役，共同作弊：“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duì)，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清代鸦片之害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衙中有人包庇烟贩子，官亲即为包庇者之一。林则徐说：“衙门中吸食(鸦片)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宦亲即官亲。
官亲所以能作弊乱政，任性妄为，主要是由于官员的姑息纵容。有的官员虽也想对犯事的亲属进行惩治，但碍于亲情，投鼠忌器，不忍下手，他们感到，这“三爷”真是难缠得很。正如汪龙庄在说到官亲之弊难治时所总结的：“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张集馨也曾感叹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仆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为防止官亲之弊，一些明智的官员、幕友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陆丰知县李平书出告示规定：“其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又规定：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汪龙庄总结出了“至亲不可用事”、“用亲(官亲)不如用友(幕友)”、“亲友不宜概听赴署”、“子弟不宜轻令随任”、“官亲可办者不过仓库”等防止官亲之弊的用人之道。官场教科书中也有关于对付官亲的经验，如《牧令须知》提出：“若官亲难却，只可留署饱食燕居，不可干预公事，亦不可任令在外游荡，议论是非。”还针对有些不法之徒冒充官亲招摇撞骗，欺压百姓的情况，规定允许被骗受欺之人拦轿喊冤告状。
官亲除作弊乱政外，还能起到其他一些作用，如做官员的耳目。由于官居高堂，许多下情难以了解，而可靠的情况又必须可靠的人来汇报，所以官亲就成为向官员提供情况的重要耳目，这使得官员能够得到不少真实情况。有人曾评论说：“官府出告示、办公事，所涉及的下情非常准确，就像长官亲眼见到过一样，这都是由于官亲之力呀!”又如帮助官员排忧解难。由于官亲与当官者有经常的、较深的接触，所以比较善于揣摩当官者的心理和喜好，这很有助于他们解决官场上的一些麻烦事。清初，某偏远之地的长官听说大将军福康安要来本地，非常惶恐。因为福康安途经其他一些地方时，对其招待甚为不满。该偏远之地的长官生怕本地条件差，也招待不好。此时，有一官亲自告奋勇说：“给我三百两银子，我能把事情办好。”于是，他用这不多的钱布置了非常别致、舒适的居处，摆下了非常精巧、可口的饭食。福康安享用后甚为满意，不但褒奖一番，还偿还了三百两银子，并优保该官升任了监司。在这件事中，官亲以其善于逢迎权贵的本领帮助戚官解决了麻烦事，并使之升迁了官职。
司阍即负责官署和官宅门房(传达室)的仆人，又叫门丁、门上、门口、门政、门二爷、门公、阍人、阍者、收发、传达。司阍的职责包括：传宣长官命令、传递进出公文、接待来访宾客、稽查家人出入等。他们是官员的心腹、耳目，是官衙、官宅的咽喉。官员对司阍的要求是：必须明白事理，忠诚老练，不出差错和事故。他们又是官场的消息灵通人士，对长官的日常行动都能掌握，对官场的各种消息、情况也都较为熟悉。
司阍对于清代吏治曾起过很坏的作用。汪龙庄说：“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又有人论道：清代“吏治之坏，半由于此(司阍)”。谚云：“宰相门前七品官”、“大人好见，小鬼难挡”，司阍就是掌握着官衙、官宅门权的“七品官”和“小鬼”。他们常倚势弄权，贪婪营私，或索要门包、刁难来客，或勾通司印(长随的一种)，伺机舞弊，或于内外之间作梗，延滞往来行文，有的还蒙骗长官，无所不为。这里主要谈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情况。门包又叫门礼、门敬，是来客送给司阍的进门钱。门包在清代极为流行，成为登门谒官的必要手续。门包或交现银，或以封套装上银票，上写“门敬”、“门礼”字样，其数量不等。清代大诗人、京官查慎行在日记中曾写到门包的数量：“三月初五，早出前门，视泽州陈师母寿，杯分二两，门包三钱。”泽州，指大学士陈廷敬，查慎行给他的母亲拜寿，进门时要向门房交门包，银数为三钱。照此计算，如果来拜寿的是一百个客人，那么门房就要收三十两银子，这比查慎行的俸银还要多。有的司阍对门包的质量、数量有严格要求，达不到便不接受。如某总督的司阍要求门包银必须是库平足色，不要洋元，送时当场在门房验看，不合格便立即掷出。有的司阍索要门包层层加码，使来客叫苦不迭。如某臬司谒上司，司阍索要门包，问需多少，答曰一百，于是臬司送来一百圆钱。但司阍说不是一百圆钱，是一百两银，于是臬司又送来一百两银。司阍又说，还须送“小门包”，数为正项门包的十分之一(十两)。臬司见到上司后抱怨说：“请大人明定门包章程，体恤属员。阍人索要门包三次，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清代北京的官宅最多，其司阍尤恶，他们对于来访的客人，不仅必先索足门包才代为通禀，而且对于徒步来访的客人往往薄其穷酸而不给传递名帖，有时还因自己懒得动而对要谒官的客人谎称主人不在家。清人施闰章《蠖(huò)斋诗话》说，京师执政巨公，自己并未坚拒客，而是司阍“例索门包钱，拒士不得见”。有人题诗云：“吐握风流颇渴贤，祢衡怀刺竟难传。调羹叉手中堂坐，只为阍人苦挣钱。”道出了官宅难进，主人难见，司阍难应付的状况。在清代中，常有司阍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描写，皆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歧路灯》里有段描写非常生动：谭孝移带着跟班(班役)拜谒吏部官员柏永龄，柏宅“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A(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原来二门内，锁着一只披毛大狮子狗，老奴抱住狗头，说道：‘你们过去罢。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哩。’”晚清有的戏班还将司阍索要门包之弊编入戏文，加以讽刺。有一次张之洞看戏，演的是范蠡献西施的故事，当范蠡到太宰伯??(pǐ)府第时，投刺二次，司阍不理，后递上门包二千两，司阍马上代为转达。看到这里，张之洞失声大笑说：“太恶作剧，但真是今日京师现形记呀!”
在司阍中，旗人官员的司阍有点特殊，即权力尤大。由于旗人官员多颟顸昏庸之辈，所以对司阍甚为倚重，又受其支配。陈恒庆《归里清谈》云：“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端方是旗人，对旗人官员听命于司阍的状况感受尤深，且非常厌恶。一次同僚聚饮，端方乘醉骂道：“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吴趼人的小说《糊涂世界》对旗人官员“门权最重”的情况有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