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当今教育体制的评价
- 优缺并存的中国体制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04年中国大陆统招硕士研究生人数约为33万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025％，这相对于上世纪末，在总数上已经是很大的突破，尤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扩大化给处于中国中下阶层（个体劳动者、工人、农民、失业者等）出身的青年一代，提供了契机。
中国社会阶层由建国初的“工、农、知识分子”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一局面，向多元化方向迈进，涌现出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阶层等新兴群体。致使新阶层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还有一部分则属于高知识分子，拥有相当高的文化资源。
目前，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们想进入上层社会，必有须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或文化（技术）资源中的任一样，组织资源是指行政、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指一个人对社会财富的拥有量。处于中下层的人们一般是不具备这两种资源的，唯一可以获得的是文化资源。现行的教育体制使越来越多的年青人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成为了可能，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中年人也纷纷辞职读研，一方面是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对知识资源的进一步投资，期待将来知识资源能转化为
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我所在的研究生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为例：19位新生中有12位曾经工作过，占所有人数的66.67％，另外法律硕士专业的比例更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升高，“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当前我国的教育回报率约为6--7％①，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社科院统计数字表明：深圳市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25年和13.8年②，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人员。恰恰他们又是社会的上层主流阶层。同时这也表明，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
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教育几乎成为农村青年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可行途径。这一点与城市青年不同。有关调查显示：“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入白领行业；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③；而农村的孩子，只有努力学习，参加高考，进入高等学校深造，再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一关，才能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部分学生毕业后去当专业技术人员。当然，农村青年也有发展第三产业致富后，成为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情况。由此可见，农村出生进入社会上层的，大部分与教育密切相关，基本上这些青年都受益于目前的教育体制。他们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换个方式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后致性而非先赋性。其中，作为桥梁的教育功不可没，国家将高等教育逐步向普及化推进，就业走向市场化，打破传统的包分配制度。在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和参与就业竞争的机会，因此，现存的教育方式让每个处于社会下层的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现存的教育体制有其两面性，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认为，中国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应有投入、高校变相乱收费、有些银行承办国家助学贷款嫌贫爱富和高校地盘被反圈等问题。教育产业化倾向进一步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资差距太大，教育腐败严重。这使中下层出身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试图以受教育方式改变自身命运的路越来越窄。这既有人为因素，也有社会发展的必然。公共资源配置太不公平，明显地表现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入上，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宣传标语，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在城市，中小学教育却是国家化。这确实令人费解。高等学校基础建设重复性和过于功利化、表面化现象严重，江西某高校新建校区占地6000亩，新建校门被誉为“亚州第一大门”，这样宏伟的手笔，估计投入一定不菲，相反，每年的报纸、电台上报道的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教室急需改造、山区儿童纷纷失学、乡村教师发不起工资等事实，教育部门却置若罔闻。试想一下，这样高大壮观的校门可以建多少所乡村小学？可以让多少儿童重返校园？可以解决多少乡村教师的基本生活？政府一方面将几亿、几十亿的资金注入本来已经是国内一流的院校，另一方面要动员农民和社会来小学危房改造。大学收费制度盛行于本世纪初，它让许多农村年青考得取学，却上不起学。高等学校的资源被优化了，同时像“亚州第一大门”那样的公办高校的门坎也被抬高了，印度比中国要穷，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却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世界上真是独一无二的奇特景观。
民族需要振兴，国家需要发展，教育更需优化，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家教育体制优缺并存的今天，只有通过相应的规章制度建设，摒缺取优，才能使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先导性全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