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能翻译一下这个古文【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程子曰:"载?
- 孟子曰:"尽信,则不如无书.程子曰:"载事之辞,容有重称而过其实者,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不如无书之愈也."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书篇名,武王伐纣归而记事之书也.策,竹简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余不可尽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卤,?J也.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
-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就还不如没有《书》为好。我对于书上的《武成》篇，也只采用二、三段文字罢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以周武王这样极仁爱的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不仁爱的人，怎么会发生血流成河以至漂走木槌的惨景呢？”
《孟子》思想的再开掘
我们通常谈到《孟子》的文论，总不离“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及“以意逆志”几条，其实孟子作为先秦散文史上一位富有文采的大家和学术思想史上一位极有个性的大儒，他对文学、对文艺都有更多的观照。本文即以《尽心下》篇的几个命题为例再行开掘。
一．“尽信书不如无书”论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这里，“书”本指《尚书》，“《武成》”是《周书》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我们且不去讨论《尚书》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因为魏晋以前文论大部分是针对广义“文章”而发的；也不必嘲笑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天真，或是去分说其所信、所疑的是与非，我们不妨把“书”看作一般作品，来分析孟子从一个作者的创作体验出发，所提出的两条阅读原则。
其一是不“尽信”的原则。不尽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过于相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程子解释为“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即如果执著于言辞表面，有时就会妨碍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其实，孟子的“不尽信”有三个层次的涵义，程子只道出了其一。第一是材料的层次，对作品所记载的事实不要“尽信”。“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夸张的，孟子推此及彼，认识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事实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汉唐经学家那样圆圣人之说，但也没有采取“古史辨”派学者推翻记载、详细考辨的认真态度，而是以不“尽信”的阅读原则要求读者对那些事迹不必太认真。可以说，孟子的态度既不是史学的，也不是经学的，而更接近文学的，他把这些记载作为“事典”而不是“事实”。
将对材料的态度扩大到整个文本，就要面对程子所说的“辞”和“义”，即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不“尽信”的第二层次。这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孔子的“辞达”说和魏晋六朝人对“言不尽意”的讨论。孔子处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史学家的立场力求保持上古文学的质朴风格，因此提出“辞达而已矣”，反对雕润和藻饰；而文学自觉之后的魏晋齐梁理论家，则或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思想的表述问题，或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自觉追求更高超的表现技巧。孟子所处的战国后期恰好在二者之间：纵横家们早已抛弃了古直的传统，形成铺张扬厉的散文风格，却又未暇作出理论总结；孟子的散文颇有战国策士之风，他显然已自觉意识到技巧对于表达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创作上背离了孔子的“辞达”原则而显示出辩才无碍的风度。象同时期的庄子和纵横家一样，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夸张手法来说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为“亚圣”的程朱一派理学家也只能注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这却却恰恰犯了孟子所谓“尽信”、程子所谓“执于辞”的错误。孟子不“尽信”原则的第二个层次正是要求读者不要迷恋于辞藻，把握言辞背后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次，就是要以怀疑的精神读一切书，缺乏怀疑的精神读书就失去了意义，“不如无书”。儒家向有“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的传统，以至到荀子手中发展出了“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而孟子却率先垂范，对经典所记圣人之事表示怀疑，变的确是很大胆的，显然，后学对孟子这个思想的发扬远不及对荀子的继承。然而孟子的怀疑并不就是反“征圣”、“宗经”。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一派，特别爱怀古上征，“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处是他征引“诗云”或“孔子曰”来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辩护的，从圣人的言行和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征圣”、“宗经”。
孟子的不“尽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既反对“尽信”，又不说不信。那么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该信呢？孟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主动的“取”代替了被动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条阅读原则。“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并未说明是哪“二三策”，但据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们可以推测，一定 有关“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因为孟子 标明了是“吾取”，那么这种取舍必然带有学生的孟子的主观色彩，而“仁人无敌”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题。孟子的“征圣”本着“吾取”的态度，不是削足适履地遵循古圣先贤的行为准则，而是断章取义，不惜曲解经典和圣人来作自己的论据。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游说当时昏聩的诸侯，甚至对其“好色”、“好货”、“好今之乐”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说是阐发自己的仁政理想。再深入一步说，孟子在这一章里也只是作出一个“吾取”的榜样，要求读者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本都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同一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你取”必不同于“吾取”，“孟子取”必不同于“告子取”、“庄子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于古圣经典，持“取”的态度已经很大胆了，再进一步就是“作”。孟子是作古的高手，虽然他讳而不言，但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流传千载的关于上古政治的传说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虚构，只是他不象庄子以玩世的态度明确声称“寓言十九”云云，孟子的作古是认真的，他要读者也认真接受，不过这接受不是“尽信”，而是“吾取”。孟子的不“尽信”和“吾取”两条阅读原则正是一个作者从创作甘苦出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
《孟子》的这一章虽然常被提及，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作为文论的思想意义。批评学中对于“疑古”和“信古”的态度久有争执，大致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为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绘古籍以精确的诠释，必须从怀疑开始。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发扬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简直就象一部“疑古”的宣言。另一派则认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求用”，对于古人的话语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这种意见在时下的议论界颇为流行，“误读”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体认。孟子虽然提倡怀疑精神，但并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我们提到现代文论的这桩公案，并非想过分抬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朦胧，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学术史上的“怀疑”和“误读”两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孟子实肇其端。
孟子的精神随着脍炙人口的《孟子》散文散文贯彻后世：在学术思想上，陆王“心学”所提倡的“六经注我”固然是上承孟子的典型，而北宋诸儒的疑经疑注风气也正是伴随着对孟子的日益推崇而兴起的；这两条阅读原则反馈于创作，文学史上引领风骚的几位大家往往在纵笔之际因文运事、对经典取舍自如；至中晚明勃兴的作伪风气、明清之际金圣叹在理论上总结出“事为文料”的创作论，如果溯其源头，孟子其庶几乎？
二．“言近而指远”论
“言近而指远”一章并不是专门论文艺的，孟子在这里主要谈作为“君子”的操守问题，是对《大学》“以修身为本”的阐发：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但是这里确实包孕了一些关涉于文学的重要思想因素。
首先是“言近而指远”论。若结合下文来看，“指远”就是“道存”；“言”的目的是为存道，只有“道存”才算得上是“君子之言”、是“善言”。孔子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尚未形成，孟子的时代就大不相同了：“天下方以征伐为贤”，以舌辩求取功名富贵的纵横之士特别活跃，朝秦而暮楚；思想领域的争鸣方兴未艾，出现了专门探讨名辩的学派。言辞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出现了孟子这么一个既具有纵横家辩才无碍的风度，又敢于以道自任的大儒，“存道”的文学观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孟子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到唐代韩、柳等古文家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说孟子是他们的先导，应该不算牵强。
其次是创作论。要想传达浣的思想，须用浅近的言辞，就如同“平天下”必须从“修身”做起一样。孟子言仁政王道而举衅钟（《梁惠王上》），论性善则说孺子入井（《公孙丑上》），以鱼与熊掌喻舍生取义（《告子上》），以婚嫁明仕之道（《滕文公下》）……凡斯种种，都可作为“言近而指远”的典型。不只《孟子》，我们看这一时期及稍后的作品，充满了寓言和比喻，其中《庄子》和《战国策》尤为突出。《易系辞》评价《卦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离骚》“举类迩而见意远”都是这个意思。当时甚至流行着“伊尹以宰烹要汤”的传说（《万章上》）。可以说，作为表现方法之论的“言近而指远”是孟子对他那个时代所盛行的创作风气的总结。
“言近而指远”同时又是批评论，孟子立睛了批评的标准，就是“言”务“近”而“指”务“远”。后世的文论家，尤其是诗论家，对此标准多有继承，我们都知道，钟嵘《诗品》中就把“远”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钟嵘在《诗品序》中对这个意思又有所发挥：“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也有类似的认识：“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都认识到比兴是实现“言近指远”的有效手段。需要注意的是，钟、刘在这里都把“存道”之“远”偷换成了意味无穷的“远”，而这种偷换又为后世所认同，历代说诗，多标比兴寄托之旨，追求含蓄的韵致，如皎然《诗式》所列举的诗的“六至”有“至近而意远”、《元丰类稿》的“诗当使一览无遗，语尽而意不穷”、洪迈《容斋随笔》评元稹《行宫》是“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虽然内涵离孟子越来越远，但却始终没有脱离对孟子所提供的“言近而指远”的批评术语的发挥。
以上仅是孟子文学思想之一斑。认识孟子的文学思想，应考虑到两个较为特殊的因素：孟子的时代，文学尚未自觉自觉故很少“纯粹”的理论；孟子作为一个大儒，片言只语都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便有了以上的再开掘；同样原因，这个开掘工作应该继续下去。
作者：马宇辉(《河东学刊》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