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海军潜艇事故在中国海军还有一次事故,有艘潜艇被一护卫舰撞
在中国还有一次事故,有艘潜艇被一护卫舰撞沉,仅一个生还,舷号不记得了,但不是361号,求事故经过,及该潜艇照片!!!
那是418艇。 以下是资料。 03型W级潜艇是苏联转让给我国制造的第一型潜艇,共建造了21艘,现已全部退役。水上排水量一千零五十吨,水下一千三百四十吨;艇长七十六米,宽六点三米,吃水四点五五米;水上航速十八节,水下十三节;首部四具尾部两具鱼雷发射管,艇员五十二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03型418艇在舟山失事沉没,只有一人被救脱险。 1959年12月1日下午1时50分,舟山群岛海域,王法全所在的418号潜艇参加的这次海军演习已近尾声,艇员们听到了意为“潜艇可以上浮”的三声信号。   这时当时水面舰只与潜艇的水下联络的“土办法”:“昆明号”护卫舰向水下投了3枚陆军用手榴弹,水下爆炸时被潜艇声纳接收,潜艇就等于接到指示———“可以上浮”。   418号潜艇艇长张明龙下达“准备上浮”口令,艇上警报大作,艇员们各就各位。   上浮的口令发出后,418号潜艇迅速上浮。   谁也没想到,灾难在等待着418号潜艇:参加演习的“衡阳号”护卫舰刚好在418号潜艇的正上方。等418号潜艇艇员从潜望镜看到一片黑压压的钢墙扑面而来的时候,悲剧已不可避免,衡阳舰钢刀般的舰首把418艇舰桥一切两半。   几分钟后,潜艇便沉在40米深海底 艇上只有15名艇员生存   几分钟后,潜艇便沉在40米深海底,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17名士兵当场牺牲。   王法全是当时418号潜艇的轮机军士长,正在第五舱操作,当时感到潜艇强烈震动,身不由己打了个趔趄,随后就听见第四舱的战友猛烈敲击水密门并高喊:“五舱排水,五舱快排水……”   王法全立即叫轮机兵陆正德打开排水阀排水,但是海水不仅没有排出,反而猛烈地向五舱喷射。王法全组织轮士全力进行堵漏,可是无效。转眼间五舱进水也没膝深了,四舱呼喊和敲击声也渐渐地停止了。   四舱无法救援,五舱也正受着严重威胁,如果让海水漫过水密门那就更糟了。当务之急要保住五舱人员,王法全果断地下令:“撤!赶紧到六舱去。”带上了救生服和氧气再生药板,领着4名轮机兵来到了六舱。   当王法全等5人来到六舱时,418艇已在海底,整个潜艇上生存的就只有五舱、六舱的10名艇员和首舱5名艇员。惟一的希望看来是等待救援船。   他俩和大家一起首先用损管器材支撑加固五、六舱间的隔板和水密门。然后,向各舱联系以便弄明情况,可是,请示艇长,指挥舱没有任何回音;与一舱鱼雷长联系,也不见反应。   “418”失去联络令人万分焦虑 “成都号”发现潜艇呼救浮标   水面上,失去联络的418号潜艇让指挥官万分焦虑。   大约下午3时的时候,某潜艇支队的作训科长张毅突然接到一份海上训练编队发来的电报,他接过一看,不禁大惊:418号潜艇接到上浮信号后,没见浮起,只见放出连串气泡。   张毅立刻明白情况不妙。潜艇水下航行是不能随便排放杂物、废气的。此时418艇放出大量气泡,不见浮起,必定遇到麻烦。   很快,护卫舰“成都号”水兵发现了海面上的一个漂浮物。20分钟后,小舢舨靠近漂浮物,原来那是潜艇的呼救浮标。   59艘舰船组成庞大救援船队奔向出事海区 68小时后找到418号潜艇   418号潜艇突然失事,立刻震动海军最高首脑机关。首先,艇上都是海军的精英,每个战士都是宝贝。另外,当时中国海军只有不到10艘常规潜艇,每艘潜艇都是宝贝。   海军首长迅速下达指令:“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   当时任海军潜艇部部长的傅继泽,当天赶到现场。空军出动,运输机星夜兼程,从青岛、旅顺空运来潜水人员,救生器材。上海市委领导也派出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领当时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来支援。   一时间,大小59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奔向出事海区。   当时西北风骤然增到8级,更不幸的是,那个呼救浮标不知为什么断开,在浪涛中上下翻滚。呼救浮标是圆形浮物,下面有一根钢缆与潜艇连接,里面有一部电话,援救人员可以经过它与失事潜艇通话,了解水下情况。同时它也标示失事潜艇的水下位置,有助于求援船只打捞。   浮标缆绳断开,就无法标示418的位置。重新测位需要时间,这一意外情况,把寻找潜艇的工作向后推迟了。68小时后,人们才在40米海底找到418号潜艇。   在水下坚持15小时的幸存者决定离艇 骤然减压蕴藏着极大凶险   1959年12月2日凌晨5时,王法全和战友在狭小的6号舱已坚持15个小时了,有人开始张大嘴巴,喘着粗气,这是氧气不够的先兆,显然氧气再生药板已快耗尽。   此时王法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他们毅然决断:“离艇!”   有的新艇员不熟练逃生技术,王法全立即进行讲解,把他们编成3个小组,指定了组长,安排了离艇顺序,约定了会合地点和联络信号。   但出现了一个偏差:当时舱内深度计指向8米,艇员认为潜艇可能撞在东福山上。大家还比较乐观:只有8米,只要一蹬脚就行。   事实是潜艇的深度计已经撞坏了,他们其实处于40米水深,水压超过大气压4倍。在上浮过程中如无控制,由超压的海底速度过快地升到海面,骤然减压,血液中的氮产生大量气泡堵塞血管会立刻导致人瘫痪,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肺撕裂而死亡。   但他们并不知情。10个人穿上了救生服,挂上氧气瓶准备出发。新兵陆正德报告王法全,他的潜水服有裂缝。王法全把自己的潜水服和他互换。   后来据王法全的好友马修身老人说,这个漏气的潜水服反而帮了王法全,减缓了王法全上浮的速度。   离艇时王传经爬上舱口,打开那个与外界隔绝的密闭舱盖。这是最危险的一关,海水压力大大超过舱内压力,必须向艇内灌水,待内外水压平衡后,才能打开。   舱盖顺利打开,海水急速涌进舱室。王传经钻出舱口,他用力一蹬脚,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按照顺序,轮机兵梁兆秀、班长去清明、士兵贵宪良、舵信兵张永平、舱段兵梁益均、轮机兵李慎清、陆正德、仲宝明依次钻出舱口。王法全负责押后。   撞坏了的深度计显示的8米深度迷惑了大家 15个幸存者只有一人得救   王法全生前回忆当时的情景留下记录说:“舱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想,要是救援队还未赶到的话,大家岂不要饿肚皮?于是就摸出些压缩饼干和罐头,用雨衣包裹好,这样一时半会儿饿不着。   “我又找来防水手电筒,身上别上些钳子扳手之类。防鲨刀也带上,反正有时用得着。海水漆黑一团,灯光像个蜡烛,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刻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四周围黑咕隆咚没一点光线。我当时就有点害怕———这哪里止8米深啊!   “怀里那团东西也帮了忙,它有一定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减小,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太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筋疲力尽。海面上黑乎乎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呛儿,这时也顾不上来了,只是拼命呼喊。   “不远的地方有船只的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号’发现了我,放下舢舨朝我划过来,那天风也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水面离船甲板很高,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就用牙咬住缆绳。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起4具尸体,其余10人失踪,那天风力达到8级,海面风高浪大,加上拂晓能见度差,救援船队难以发现。”   王法全后来回忆说:“当时要是放出救生浮标就好了,兴许还不会有那么多战友牺牲。”浮标的作用是缆绳上有水深的标度,可以提醒上浮过程中逐步停留和排除体内的气体。但8米的深度迷惑了大家。   王法全被火速送进减压舱,罗瑞卿大将命令:“全力抢救,谁弄死他谁负责”   王法全从40米深海底上浮被救捞起来,并没有完全摆脱死神。救起时,他身体极度疲劳,但神志还清醒。两小时后,出现神志昏迷,心跳衰弱、呼吸逐渐困难症状。这是中国第一例减压病。   鱼雷快艇载着王法全风驰电掣般驶往上海,人被送进减压舱时,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来电话,命令:“组织力量全力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   但这毕竟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例,在潜水医学专家匮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困难可想而知。   在上级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这位山东汉子终于跨过了死神的肩膀,脱险幸存。据王法全的亲友讲,从此减压病的后遗症就一直伴随着王法全,到晚年,因此还形成股骨头关节坏死,使王法全瘫痪了4年。   418号潜艇拖出水面后震撼一幕 指挥舱十五官兵没离战位   后来,打捞船把418号艇拖出水面,沿着被“衡阳号”劈开的舰桥下到指挥舱时,6名军官、9名士兵全都牺牲在自己的战位上。艇长张明龙,这位共和国海军的第一代潜艇指挥员,仍是一副临危不乱的神态。   王法全晚年的好友,也是我国最早的潜艇医务人员马修身老人回忆说,418号潜艇被分段打捞出水后,又被送回到青岛,并在潜艇士兵学校被重新组装起来,成为教学和潜艇逃生训练的特殊教学设备。   王法全在身体恢复后,被安排到潜艇士兵学校担任潜艇损害管制教研室实验室主任,他的亲身经历往往是最生动的教材。   王法全在此次潜艇失事后,积极组织领导排水、堵漏和加固舱室,及时果断地组织机电部门人员转移舱室和离艇脱险,进行战前脱险技术训练,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对于总结此次潜艇失事、人员脱险、减压病治疗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特殊的贡献,因此,海军党委给他记一等功。   王利民回忆说:“文革”期间,王法全被安排转到天津参加劳动,后来在天津塘沽海军干休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