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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各位,如果以今年五十年一遇的雪灾为题材写一遍,应该如何写作.(请大概写出答题模板)
2008雪问中国：反思南方雪灾暴露出的系列问题 仅仅一个春节，便让人感觉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和煦的阳光，节日的温情，几乎令节前那场波及大半个中国、触动最高层的冰雪灾难，于人们的记忆中遁于无形。 为了应对这场大灾难，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其中，更有些人为履行职责献出了生命。对此，人们应怀感恩之心。然而，在灾难接近尾声之际，必要的总结与反思仍然不应显得多余，或者成为忌讳。 这些总结包括：一些地方电网为何看上去显得如此脆弱？气象预警如何更及时和更具指导性？政府应急机制如何更快启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紧急状态下如何更好的联动与沟通？年年春运大潮背后体现的城乡二元体制如何从根本上打破？民间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到灾害拯救中来…… 天灾难料，人事可期。惟有不断的总结与追问，这场大灾难中所有人的那些超常付出，才不会显得白费。 专家指中国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存在很大问题 从1月上旬开始，南中国发生罕见自然灾害，中国的灾难应急模式在经历巨大考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有哪些需要总结之处？ 早在2003年SARS之后，中国就在加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明确我国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但此次雪灾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如果说“九八抗洪”，中国面对单一事件时尚可应付，此次面对复杂事件，我们的应急体制，包括治理模式都有值得反思之处。 本报就此话题专访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 ●莫纪宏(中国社会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 ●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专家组成员) 政府反应慢的原因 南方周末：冰雪1月10日起突袭南中国，但半个多月后才开始全国统一协调的救灾行动，有人认为政府反应迟缓，如何看这个时间差？ 莫纪宏：政府应急反应基本是符合要求的。这次雪灾是五十年一遇。政府的反应慢是因为情况变化太快，一月中旬，有些地方还在赞叹瑞雪兆丰年。但并不是说没有教训，比如地方政府没能对大雪成灾有预期，而5个关于自然灾害救助的国家应急专项预案中，又不包括雪灾。 这次雪灾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问题，除了雪灾超出常规外，还包括遇到春运，两者叠加就把消极影响扩大了。目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或者是部门的各类应急预案，都只针对特定突发事件，而“复合性突发事件”很容易扩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管是两种以上低级别的突发事件，如果同时发生，可能就会导致预警级别的提高。 南方周末：此次雪灾是否可启动国家层面的一级预警响应机制？ 莫纪宏：实事求是地说，此次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足以启动国家层面的一级预警响应机制。 我们目前的预案是分级的，最初我们的考虑是突发事件程度不一，小的事件可在特定区域解决。而国家级预案的启动要涉及两个以上的省份。这样的分类对不对？这次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地域上划清楚了，但严重性是容易交叉的。 比如：是不是省级应急预案到了一级预警状态，才足以启动国家级四级预警响应机制？这都没说清楚。对于每个能启动预案的主体而言，如何启动预案，存在很大的模糊区域。地方要不要启动还好说，省市县同时启动都没事。问题是中央一启动就是大事。 国家级预案，什么时候适用，怎么启动，立法时也不是很有数。所以这次感觉反应慢了，可能有这个原因。 “法律没太派上用场” 南方周末：去年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实施。由于SARS等突发事件的教训，大家对这部法律充满期待。但从此次抗击雪灾来看，这部法律发挥的作用似乎不大？ 莫纪宏：此次雪灾中，现行的应急预案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应急体制应有的组织、协调和防范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真正的应急工作还是依靠目前高度统一和一元化的党政领导体制来完成。当然，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无论是否有预案，都需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制来加以保障。 中国现有的一元化的党政决策体制和中央地方关系，很适合救灾。比如这一体制整合力量及时、有效，容易解决矛盾。在此次救灾中，法律和预案只起到一些补充细化的作用，法律没太派上用场，给人有点“两张皮”的感觉。 但这不应成为常态，灾害来了，如果平常工作不做好，什么准备都没有，再强有力的领导出面也很费劲，基础工作做好了，领导出面就事半功倍。 南方周末：但大家之所以期待法律发挥作用就是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察觉到事件的危害性，不引起足够重视，后果会很糟糕。 莫纪宏：从法律角度看，政府总理到哪，实际上，具体的法律就可以在哪发挥作用。总理到现场，实际上已经是国家层面的一级响应了。不过，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能让省级政府更好地分担，不要轻易启动国家级预案。 南方周末：我们目前的抗击雪灾应急机制与1998年抗洪相比，有很大不同吗？ 莫纪宏：抗洪时还没形成系统的应急概念。而现在，大家的抗灾意识明显加强了。大家都知道，要防患于未然，按法律解决问题，按一些事先做好的方案来做。救灾行动也比以前规范多了，以前只是临时抓，各部门、各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救灾应急中的法律义务、职责都不是很清晰。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半军事化或者军事化的救灾机制可能更能奏效，怎么看？ 莫纪宏：军队主要起救援作用。军队管理与地方管理是两套体制，涉及军事安全，很复杂。现在和平时期还好，主要还是要依靠日常的应急力量，先动用警察，不行再找军队。坦克能压多少冰？还是要多依靠日常的应急手段。 是否该问责 南方周末：我们从SARS后开始建立的国家应急体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当务之急是什么？ 莫纪宏：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还需要细化，把法律规定变成日常制度，该储备的储备，该演习的演习，要使应急工作常规化，要让政府和公众坦然应对突发事件。同样是大雪，江苏省的准备工作就做得比较好。而有个别省份就差一点。平常没有英雄，抗洪救灾的时候就有英雄了，平时做好了，根本就不需要英雄。 南方周末：许多干部在抗灾中尽职尽责，但也有人要问，你平时工作哪去了，灾后是否应启动问责机制？ 莫于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基础性工作做得不够，这次暴露出这个问题了。按照应急法、应急预案的标准，在常态无突发事件下，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首长要下决心，集中人财物力、人才编制，做好基础性工作。但这些建设很难马上见成效，这涉及干部考核机制问题。至于问责机制，该表彰的要表彰，该批评的要批评，也应找出平时的责任。 莫纪宏：预防、监测、预报，平时工作做得怎样，不好检验。除非偷工减料，玩忽职守，故意破坏应急预防工作，一般情况下不好将法律责任机制简单化。像有些地方，领导刚上任几天就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因工作失职被免职，实际上也很难真正起到应有的惩戒和教育作用。 南方周末：信息不畅是SARS时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这次信息披露情况如何？ 莫于川：和2003年SARS相比好很多。但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新华社记者到某省某部门采访被认为是“添乱”，而1月25日京珠高速公路之所以出现严重大堵车，也与各方发布通车信息混乱有关，致使许多不知情的车辆进入湖南后无法出去。 是否应成立应急部？ 南方周末：有一种批评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出现不同声音，导致民工大量涌入广州站，在救灾中，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应怎样协调？ 莫纪宏：广东、浙江鼓励民工留下来过年，是很好的措施。但后来不少人又回来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央与地方启动的应急机制应该协调，否则形成的不是合力，而是斥力。我们现在的行政层级管理体制，下级不行就找上一级。关键问题是，有时候没必要让领导人来，我们体制的矛盾在于，省长部长有矛盾时，只有总理出面才能解决。 南方周末：目前我们应急的组织机制是怎样的？ 莫纪宏：以部门为主，比如抗震救灾的指挥部设在国家地震局，关键的时候总理去，由他来协调。 以雪灾为例，涉及范围这么大，谁来管？怎么做？都抓瞎了。假如地震来了，马上就能启动，防震减灾的指挥部就在地震局系统，大家都知道该谁管。而这雪灾归谁管？气象局管吗？谁也不知道。这更证明要有预案。没预案，工作就被动。 此次发生在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表明，我国现行的以部门为龙头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存在很大问题。 南方周末：从中央到各地，纷纷成立了应急办，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莫纪宏：实际上，雪灾应该由应急办管，但各级政府下属的专门应急办公室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还不能真正具有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还存在以部门职能为中心的部门主义倾向，缺少单一的应急指挥组织管理系统。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可考虑成立集中统一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或者“应急部”)，克服目前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领域过于分散，制度化水平低的弊端。 而由于机构改革的复杂性，建议将各级应急办公室或机构改为实体性的应急指挥机构，统一行使各项应急指挥职权，一旦有灾，不论发生在何时、何地，依靠统一集中的应急指挥系统立即投入应急救灾活动，第一时间内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提高应急工作效率。 如果战争来临会怎样 南方周末：最近有外刊指出，中国雪灾处理过程凸显出中国严重缺乏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危机的经验，因而判断大陆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你怎么看？ 莫纪宏：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对的。打仗是打仗的事情。这次真正因雪灾造成的压力没这么大，主要是春运造成的。不过，国外的关注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 南方周末：但值得思考的是，在现有应急体制下，如果有更严重的灾害，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应对？ 莫纪宏：按我们现有的体制，完全有能力应对一般性常规的灾害。洪水、SARS都顶过去了。 现在不能随意进行战争宣传，否则会导致实际应对战争能力降低，这些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今后怎样进一步完善动员制度，进一步提高国家安全度。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不可能经常性地演习战争应急状态，只能是战争爆发后，通过一个适应期来尽快适应应急活动的要求。 南方周末：这次雪灾的情况，是否可进入紧急状态？广州站最多几十万人，个别地方也曾引发小规模混乱。 莫纪宏：最开始，我们是按紧急状态法来立法的，后来分为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紧急状态法两部分。所谓紧急状态，国外通行的标准，是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这种情况不多，一般是内乱、外来侵略。 考虑到各种敏感因素，进入紧急状态会被简单地理解成是不是要打仗了。因此，将两种制度区分开来，谨慎使用是有好处的。紧急状态对公民的权利限制会更严，还有军队要介入，在平常时期应尽量避免。 雪灾反思更应该反思人的现代化依赖 连绵的大雪、冻雨、雪凝几乎让整个南方城市乡村也“凝结”起来，南方各省经济社会全面停滞，大半个中国似乎都停摆了，“本来很美”的雪给人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这是怎样的悲苦和伤痛啊！ 目前南方暴雪的积极应对，已经全面开始了。我们看到，广州警方启动春运最高一级预案，滞留车站忍受风寒与生活不便之苦的十多万旅客，或可基本疏散到各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安置点；湖南省委书记要求公路每隔10公里布置一辆铲雪除冰车辆，想方设法调集防滑链、工业盐等供被困车辆使用；武汉市十多万人无水可用，当地报纸正发起“欢迎来我家提水”的行动…… 尤其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湖北湖南，他在长沙表示，不彻底战胜冻灾，就不离开长沙！总理的身影是人民抗冻救灾的坚强后盾，相信向来以坚韧著称的南方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冰冻、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关于此次雪灾深层次的反思、反省也次第出现。 吉林路政人员彭先生说：“这种大雪在我们老家并不少见。东北天寒地冻几个月，但交通仍然正常运转，但只要稍有准备，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新华社最新刊发的文章也指出，我国南方诸省的“防寒机制”薄弱，以至于这场无论从降雪量还是时间上看在北方地区都不算什么的大雪，在南方地区却造成了50年一遇的灾害。(《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29日) 的确，南北气候的大不相同，各地在应对突发恶劣气候的时候，往往手足无措、动静失当。北方人可以在南方下大雪的时候诧异南方人的应对机制，而南方人一样也会在北方偶或发大水的时候，为北方人民的缺乏经验着急——在越来越暴戾的大自然面前，南方北方其实是站在同样的平台之上。指责南方各省“防寒机制”薄弱，固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却并不公允。 中国幅员辽阔，不只存在南北差异、东西差异，即便在东西南北各个具体的地区省份也都千差万别，无视这一点而要求各地政府人民在任何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都训练有素，怎么可能？以此程式化的所谓应急预案来格式化所有城市乡村，岂非虚妄？能让全年降水不足200毫米的宁夏西海固人民都学会游泳以应对理论上可能发生的“百年一遇”洪水吗？ 北方水患时，指责地方“防汛机制”薄弱；东北森林大火，指责各方“防火意识”薄弱，南方雪灾，又指责南方诸省的“防寒机制”薄弱。这样的“反思”不仅简单、机械、教条，甚至可能因为其泯灭发生灾害的地区特定的地理人情常识而忽略真正的灾害主因。 实际上，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我们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应该摒弃简单的以地域来判断来认知的思路，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反思——无论南方北方、城市乡村，为什么我们一旦遭遇自然灾害都可能会发生举止失措手忙脚乱的情况？仅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机制”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本身拥有的巨大弹性和包容性，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段落里有效的起作用？ 说到底，雪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的素质、人的应对灾难的能力、人的敬业乐群的精神……正如湖南台领导张华立在其博客所写：“雪本来很美。是人类太依赖现代化，退化了，不美了。”想想看，仅仅一个停电，就足可以导致铁路停运、供水中断，甚至城市瘫痪，而这样的薄弱环节，在我们这个日渐现代化的社会中所在多多，谁知道哪一个环节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和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社会，并不是没有依赖，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固然是万物之灵，但绝不是超越于所有环境的万能的自然之主。没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人的这种“超越”；也没有一个人群能够永远的战胜自然。 如果说反思的话，我想，这就是了。 以上文章来自：《南方周末》[2008-02-21] 冷静地看待“冷静”之死 年年春运难，今年也不例外。1月13日，春运第一天，就传来安徽师范大学大三女生冷静在芜湖火车站被拥挤的人流挤下站台后被火车轧死的消息。(1月17日《广州日报》) 据报道，1月13日下午，大批学生在芜湖火车站站台候车。16时55分，宁波开往阜阳的5082次硬座普快准备停靠站台时，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冷静在拥挤的人流中被挤下站台，被还没来得及停稳的火车当场轧死。 每到岁末年初，在我国就形成了一浪浪春运高潮，尤其是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造成运力吃紧，一票难求，“春运”，也就成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流行词汇。 反思冷静之死，铁路部门的粗放型管理当然难辞其咎，但更多的责任并不在于铁路，而在于中国的运力不足，这一事件折射了民生需求与国家运力紧张之间的矛盾。从我国国情来看，火车具有经济、便捷、安全等特点，因此，乘坐火车成为大众出行的首选，于是,铁路部门多年来就一直担当着运输“老大”的角色，“铁老大”也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成为压力最大、遭致诟病最多的部门之一。 女大学生冷静成为春运的牺牲品，既给有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敲响了警钟，也为化解春运难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各个职能部门如何把关注民生落到实处，在重点工程建设中，能否多向民生工程倾斜，通过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运力；作为政府，能否通过价格杠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补贴机制，鼓励民众选择更多的出行方式，分解运输压力；作为交通部门，能否实现资源共享，建立运力共担的协调联动机制……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其实，在现实语境下，民众对出行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安全抵达。现在连最起码的目标都实现不了，甚至把原本快乐的返乡之旅变成了“冷静”式的不归之途，为此而感到难堪的，绝不止铁路一个部门。 据专家预测，未来20年内，我国将有2亿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每年增加1000万人次，春运人数将年年上升。如果我们不想办法采取对策，春运矛盾还将加剧，乘客为春运祭旗当牺牲品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作者：叶传龙，原作来源：法制周报 缓解春运压力还应有取舍 偶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春运：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噩梦”的文章，先是十二分地不爽——快过年了，把人们的归家之路称为“噩梦”，太不吉祥了吧？继而又不得不承认，人家不过是说了真话呀！ 不是吗，就在前几天，一名叫冷静的女大学生就被拥挤的旅客挤下芜湖站的站台，死在车轮下。 姑且不提这一极端事件，媒体报道的那些“平常”事——“多趟列车晚点，广场滞留五万人”、“大雪加重春运压力，两天内火车票全线告急”等，也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笔者还真为这些做“噩梦”的人们担心——假如真的买不上票回不了家可怎么办？ 十有八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年年春运，年年像打仗，但年年完成得都算圆满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而今年，自启动春运以来，各运输部门全力以赴组织运力。这些，大家有目共睹。交通部更是承诺“兜底”，保证不让一名旅客回不了家。 然而，即便这样，似乎也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放心。事实上，据笔者了解，仅仅是大学生中，至今仍未买到回家火车票的就还大有人在。 虽然今年的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刚刚取消了五一黄金周，使回家或外出过年的人数陡增，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近24亿人次之多；另一方面，近来天公不作美，把南方不少地方都弄得冰天雪地的，严重影响了民航和公路交通，加大了铁路的压力，使“一票”更加“难求”。但一年一度的人口最大流动中突出的难题还在于客运能力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正是因为运力的供不应求，才会发生像轧死冷静的5082次车芜湖站额定售票40张结果竟发售484张那样的事情。同样还是因为运力供不应求，才会多年来总有那么多“黄牛党”冒被捉之险倒票以牟暴利，并且屡打不绝。 改变春运的这种状况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各有关方面应提前作最大限度的部署，笔者以为，抓住增加客运能力是关键，比如铁路部门应考虑春运期间调整货运，为客运让路；公路部门则可考虑此间免收高速公路费，保证车辆及时快速通行等。此外，从教育部门的角度，则应该考虑借鉴错时上班的做法，调整各高校放假及开学时间，使回家、返校的学生流错开春运高峰，以分流短期大规模集中出行对有限运力的压力。另外，以实名制购买火车票，印度可以搞，中国怎么就不能搞？ 作者：林蔚，原作来自：瞭望周刊 我们在为不守秩序“买单” 前不久，一名结束了期末考试，准备回家过年的湖南籍女大学生，在芜湖火车站拥挤的人流中帮一名抱小孩的妇女捡东西，结果自己却被挤下站台，被还没来得及停稳的火车当场轧死。 看了这则新闻，我的心隐隐作痛，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生命在一瞬间就这么消失了，几天来，有一个镜头萦绕在我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一列还没停稳的火车，一群蜂涌而上的人，一个被挤踏在脚下，继而丧命车轮之下的无辜生命。须知，这位女大学生在弯腰帮助抱小孩的妇女拣东西的那一刻，她并没有意识到来自于身后的危险，也许她还沉浸在帮助了别人的温暖之中，还陶醉在即将与父母团聚的喜悦之中，然而，就在那一刻，她却蓦地遭遇了死神。这样的死亡，怎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发生这样的不幸或许是意外、是偶然，但意外也好，偶然也罢，它们与必然并不是毫无联系。从媒体的反应来看，各方面已经在认真总结教训，有人指责火车在春运期间严重超载、车站管理混乱、服务差。事实上，媒体指出的这些问题在本起事件中的确存在，但我认为，反思这一事件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交通部、火车站，不能回避在这场毫无秩序可言的拥挤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和群体素质。 中国是一个喜欢拥挤的国家吗？若不是，为什么“生命沦为脚下之物”的事件在屡次上演着？2007年11月10日，重庆家乐福店组织的限时抢购桶装油活动引发了一起踩踏事故，造成3人死亡，7人重伤，31人受伤。虽然舆论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刻反思，但人们更多的是把责任归咎于政府、超市，却对不守规则的拥挤下的大众之恶鲜少抨击与自问；同年11月8日，郑州公交车牌下发生了一幕惨剧，一名放学后等车回家的10岁男童被轧身亡。事故调查的原因显示，公交车迫于“撵车”的人太多而不得不“滑行”，结果却导致了男童被挤入车底丧命。类似的事件还有，还有…… 若说上述事件是新闻，是个例，但在现实中，买票、购物、等车，凡是公共场合，我们就能看到熟悉的拥挤场面：吆喝推搡，排的长队变“粗队”，“粗队”变“吸盘”，最后压盖在值班窗口上……这些混乱的场面往往使人想起一句话：不出事是侥幸，出了事是必然。 不能忘怀“9·11”事件中那些感人的画面：在恐惧的气氛中，人们紧张而有序地沿着楼梯撤离，奔跑的人群中不时地有人主动让道给妇女或残障人士。我想，与其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应急能力强，还不如说规则看守着他们的世界。而与之相对的画面是：2005年九江发生地震，地震中大部分人员伤亡并非地震造成建筑物坍塌所致，而是由于相互拥挤、踩踏，导致人员伤亡。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对比出懂规则、守规则的人面对突然而来的灾难，能使之代价降至最低；对比出无视规则、破坏规则的人，会受到规则的惩罚，付出更多。 一个个类似的事件证明，我们在为不守秩序“买单”！若大家还以人性弱点是共性为借口，因人人都是大众之恶的制造者而不愿反思、忌讳不谈，那么，谁又能担保下一个“脚下之物”不是自己呢？